• 2011-01-08

    每当

    每当碰到类似的问题,总会想起艾柯《开放的作品》中举的一个例子。一直想找出来重新看下,可即使书在手边,也多半懒得去翻。问题其实异常经典,归根到底是说,文化的合理性和智慧的超越性,哪个更加重要。某种程度上确立起某种原则的人,总会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中偏离原则之处,要求严格的,尤为因此苦恼。这是好事,否则就谈不上进步了。但也不必过分执着,因为最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感受,恰恰是文化的根基,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对于忽视超越的社群来说(像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称“没有超越的中国社群”),卓绝而高远的引导和坚持必须强调,否则文化就无法跃升为文明。但对于一根筋时刻紧绷的人来说(其中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尤其多),也要放松放松,回归回归大众,没事听听爱情买卖看看芙蓉凤姐——这毕竟是基础。对人类情感和日常生活中合理的一面完全视而不见,还谈什么超越?

    事实上,这确实是很难解决的矛盾。像【废柴联盟】中Jeff在泡妞时碰到的,到底是选择可以使自己进步的Slater,还是可以让自己放松、做最真实的自己的Britta?(前段总跟人纠结,孔子对“天”到底是什么态度,还有佛教徒的修行等等,其实也都是同样的问题……)但也许这也无非是问题的初级阶段,境界真到了,就统一了:超越趋于合理,合理迈向超越。对立统一、循环往复的永久回归之圆环,才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就像观世音在前往永恒莲花池水的最后时刻止步,或者佛陀从涅磐之境重新回到人类社会hong fa传道……

    艾柯的例子是这样的(《开放的作品》P.166-167。可以这么类比:新小说技巧相当于超越的追求,传统叙事相当于习惯的文化):

    “……不仅电视导演,任何人,哪怕是习惯于新技巧的作家,如果突然面对生活中一种突如其来的局面时,也会按照建立在习惯和理解偶然事件的共同观念之上的理解模式去面对这一局面。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西方文化现在这样的状况下,这样的联系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方便的行动方式。1961年夏天,阿兰·罗伯-格里耶乘飞机时飞机出现故障,这位作家在事故中安然无恙,他在事故之后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正如《快报》在一篇非常巧妙的文章中所说的,非常激动的罗伯-格里耶对这次事故的描述很像传统小说的描述,总之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巴尔扎克式的,如果要这样说的话,仍然有很多悬念、激情、主观感受,仍然有开始、高潮和自己的独特的结尾。写这篇文章的人问道,罗伯-格里耶不是应该以不显露他个人风格的、客观的、没有戏剧性变化的、非叙事的风格来叙述这一事件吗?最后是,不是应该用他自己写小说的方式来叙述这一事件吗?写这篇文章的人提出,应该把这位作家从新小说技巧教皇的宝座上拉下来。从俏皮话这一角度来说,这位作者的论据讲得很漂亮,但是,如果有人当真,因而去怀疑罗伯-格里耶的真诚(关键时刻好像他还放弃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接受了他所反对的通常人的观点),那就会成为一个严重误解的牺牲品。任何人都不会强求,一个要做一个柜子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家在测量自己的房间的大小时必须使用里曼的几何学;或者相对论的创立者站在马路边问一个正路过这里的汽车司机现在是几点时,他必须先根据‘洛伦兹变换’校对自己的手表。看待世界的新标准是为了运用于在试验室通过形象的抽象化而试验性地提出的现实,或者是在文学现实中试验性地提出的现实,这些标准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们在一般事实中开展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相对于这些事实来说它们是虚假的,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更为有用的是所有其他人所使用的传统标准——至少是现在,我们天天仍在同另外的这些人打交道。

    对我们眼前发生的、我们不得不立即作出回答的——或者我们不得不用摄像机拍摄并立即对之进行描述的——一件事作出解释,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习惯的规则仍然是最合适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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